在债权人取代股权人地位之后，债权人可以决定是进行清盘还是进行重组。
第一，我想从共享金融的内涵、物质和技术基础、表现形式，以及拓扑结构的比较，和传统金融的应用分析，以及共享金融的优劣势上做汇报。他认为，共享金融就是在金融资源的供需个体间，通过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构筑的现代信息技术平台，实现金融资源的直接交易系统。
那么我们看一下传统的共享金融和传统的金融主体功能比较。通过共享金融和传统金融主体功能的比较，共享金融是去中介化的，但不一定是去中心化的。终究是有一个中心的，那么它能分散风险、降低系统性的风险，因为它不需要中介进行匹配，增加了个体风险。共享金融将来有可能使我们不再有金融危机。我们看到共享金融的比较优势，是在期限转化上有完全的一致性，因为它不需要你中介进行转换，中介进行转换的时候会出现风险，就是流动性的冲击，这个很难避免。
表现形式有网贷、众筹、供应链金融、相互保险、财富管理、金融基础设施的共享，姚余栋称。如果说都不是中心，为什么有人愿意做区块链呢？一定有什么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它可能会成为区块链上的重要中心，或者关键点。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一方面密切关注国内经济金融运行中的流动性走向、流量、格局和运作机制等的变化，加强预调微调，尽力避免2013年流动性紧张事件的再次发生。
2015年间，对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产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多下调了0.5～1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农村金融机构多下调了2～2.5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面对金融市场风险突发且有着加速扩散的势头，中国人民银行果断出手，通过再贷款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在防范由此轮股市暴跌可能引致的金融危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维护了金融市场运行秩序的稳定。截至2015年底，用于支持三农的再贷款余额达到1962亿元，用于支持小微企业的再贷款余额达到752亿元、再贴现余额达到1305亿元，用于支持棚户区改造、重大水利工程等的抵押补充贷款余额10812亿元。在新形势之下，要有效保障经济发展的稳中求进、质量和效率提高，就必须着力展开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推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由此，对货币政策操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
第三，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反恐形势更加严重，持续战争、难民潮成为中东、欧洲等地经济社会风险加大的一个重要变数。2015年底，非金融企业和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27%，同比下降了1.52个百分点。
不仅外贸、服务、金融等的国际间交易往来大大扩展，而且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海外并购的展开和中资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对外投资数额在大幅增长，与此对应，国际因素对国内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程度也在快速提高。从国内形势看，有五个现象是突出的：第一，经济增长步入中高区间。其三，运用定向施策，推进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资金流动犹如人体的血液，提供着经济金融运行所需的各种养分，同时，又导向着资源配置格局的调整。
2015年6月中旬，股市走势突然逆转。为了推动实体企业融资成本下降，中国人民银行一方面灵活运用利率杠杆机制，从2014年11月22日起连续6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贷款基准利率下调了1.65个百分点。在经济下行期内，随着发展动力转换、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和万众创新的展开，金融风险也将有所增加，不仅银行不良贷款的数额和比率将提高，而且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互联网金融等方面的运作风险也将明显增加，由此，必须建立和完善由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协调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切实维护金融运行秩序的稳定。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投资推动，这种动力的可持续性和可持续程度都已明显降低，由此，转换为创新驱动已是必然。
第五，经济的开放度明显提高。第四，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程度提高。
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第二，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加大。
另一方面，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货币政策统筹协调好对内对外两个价格体系、运用这两个机制展开调控创造条件但供给与需求是市场经济的一对基本关系，缺乏需求的支撑，供给结构的改革既不可能持久也难以落到实处。支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论是经济增长率下行还是经济结构调整或是经济发展动力转换都意味着资源配置中的机制、结构、方式等一系列的变动，其中，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淘汰落后产能、高污染产能、高能耗产能等也是必然的。人民币已加入SDR，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张的国际储备货币。其四，加大新增贷款的放款力度，确保经济金融运行中的资金需求得到充足供给，2015年投放的人民币新增贷款11.72万亿元（同比多增1.81万亿元），突破了历史最高值。
在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增长速度换挡期的三期叠加背景下，GDP增长率从2011年之前的9%以上逐步下行到7%左右的区间，但稳增长和稳中求进的压力依然持续增大。虽然美国经济稍有起色，但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依然未能爬出泥沼，这决定了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在几年内还将处于疲软境地。
同业拆借累计成交64.2万亿元，同比增长71.2%。从行政性直接调控向市场化间接调控转变过程中，有着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需要深化改革，进行体制机制创新。
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第二，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措施实施，美元逐步走强，国际市场上的石油、矿石和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或处于低位震荡），不仅加剧了这些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经济下行压力和汇价波动，也严重冲击了这些大宗商品进口国的经济运行秩序。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一方面密切关注国内经济金融运行中的流动性走向、流量、格局和运作机制等的变化，加强预调微调，尽力避免2013年流动性紧张事件的再次发生。其一，灵活开展以逆回购为主要内容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2015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的逆回购数额达到了32380亿元，给相关交易对手方放出了大量的流动性。这决定了十三五 时期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基本取向和主要选择。总之，国际经济形势很不乐观，在此之下，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
为了推动实体企业融资成本下降，中国人民银行一方面灵活运用利率杠杆机制，从2014年11月22日起连续6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贷款基准利率下调了1.65个百分点。其三，运用定向施策，推进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具体来看，主要有五个方面内容。近年来，在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探索经济新常态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新机制，大胆创新，努力进取，既保证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切实落实，又提高了货币政策对供给侧改革的支持力度，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特点。
2015年间，对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产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多下调了0.5～1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农村金融机构多下调了2～2.5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运用差异性政策，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产业发展，促进供给侧结构调整和创新发展。
对支持实体企业提高效益和扩展消费的金融机构（如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等）多下调了4～4.5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一个需要持续攻坚克难的过程，其中，涉及体制机制改革、淘汰僵尸企业、下岗工人安排、提高环保水平、高新技术运用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积极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和抵押贷款补充工具等引导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对小微企业、三农产业和棚户区改造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
第五，经济的开放度明显提高。另一方面，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货币政策统筹协调好对内对外两个价格体系、运用这两个机制展开调控创造条件。
强化流动性调控，灵活且有针对性展开公开市场业务。这是一个开放型经济不可避免的。
进一步完善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纳入到了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范畴，将外汇流动性和跨境资金流动纳入到了宏观审慎管理范畴。一方面充分发挥金融市场机制在配置金融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推进机构监管为主向功能（或行为）监管为主的转变，在此过程中，逐步将运用行政机制的直接调控为主的格局转变为运用价格机制的间接调控为主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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